资讯中心国家治理途径与方法需要处理好关系

国家治理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价值理念的变化，而且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甘绍平研究员认为，政府应还权力以规范，其职责主要在于制度法规建设，其角色主要在于规则和程序的制定者，矛盾的调节和仲裁者以及通过法律制度保障民众诉求表达的渠道的监督者，同时，政府应致力于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

如何以“大数据”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面临的新挑战，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文彰教授认为，建设“数据强国”要“数据政策体系，数据立法体系，数据标准智慧治理体系”三个体系先行，重视对“数据主权”问题的研究，建设高质量的“大数据与国家治理实践案例库”。

城镇化可以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农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意义重大，但城镇化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问题，对此，江苏理工大学高军教授认为，国家治理应解决好城镇化问题，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主要任务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建法治政府，搭建要素市场平台，解除约束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束缚，因势利导，至于城镇化的具体过程则应交给市场主体。

数字赋能加速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断深化，这些都使得基层治理的责任主智慧治理体处在一个责任和权力“倒挂”的尴尬现状—在政务公开，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与民意畅达方面承担着最敏锐，最重要的“感应器”角色，而在治理决策，服务创新，监管干预等方面却困于行政级别不够，决策资源有限，数据资源缺失等现状约束，导致无法高效有力地对基层治理问题作出反应。

其一，权力流程与数据流动的关系，基层政府行政权力运行流程面临数字化的改革与创新，现实权力的运行流程与数据流动之间的关系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变得相互依存而又频繁博弈，比如诸多城市推出“多证合一”“先照后证”“一业一证”，但在市场主体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却遭遇“貌合神离”的境况，智慧治理没有真正发挥权力流程再造的改革创新价值。

其二，赋能无限与应用有限的关系，数字赋能不断提高效率，但这些效率需要真实世界的相应资源予以支撑，这两者的匹配度，将是未来的重要挑战，如果没有以应用为目标，仅仅强调赋能就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其三，个体隐私和公共利益的关系，疫情期间，健康码，密接人群追踪以及通信行程卡等应用，通过对市民个人信息，轨迹的识别应用，确实为高效的疫情防控提供了支撑，而非法流传于互联网被泄露的确诊感染者信息也为个人合法权利带来困扰与风险，部分信息是被城市公共部门违规或不当泄露，部分信息则是被邻居，同事等个人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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