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中心提升地方政府智慧治理能力降低政府成本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探索解决国家治理中重大问题的理论思维起点。

既然智慧治理是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必需的治理能力跃升，那么“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这一能力习得过程中必须优先予以承认和解决的现实挑战。

因此，地方政府要突破前文所述的瓶颈，首先要坚持“用现实活化理论”，以问题为导向，自下而上，积少成多地来学习智慧治理，比如，智慧治理杭州的“整体智治”和北京的“接诉即办”分别在政务服务和社情民意回应领域引领着我国智慧治理实践的前沿，而他们的做法和全球其它智慧治理领先城市的经验已经勾勒出一套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再到智慧化”的阶梯理论，来逐步提升相应的治理能力。

为此，其它地方政府应在实事求是评估自身所处发展阶段及其资源约束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规划智慧治理能力的进阶路径，事实上，当前多数地方政府的数据归集工作仅仅是治理要素——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客体的数字化表述的开始，而归集数据在液晶屏幕上的绚丽呈现，也更多是对数据的罗列，尚未智慧治理完成经由工作逻辑连接和筛选后对数据的网络化与信息化转换，超越这些阶段而急切追求智能化甚至智慧化，便会成为无本之木，难免欲速则不达。

有利于降低政府成本。

传统政府治理决策主要依靠领导者的主观意志和实践经验办事，也就是俗称的“拍脑袋决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容易导致社会治理危机的发生，再加上，由于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处于封闭状态，无法进行数据信息的共享利用，这不仅增加了政府部门的治理成本，而且加剧了决智慧治理策的失误程度，不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而“互联网+”时代的智慧治理倡导通过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网联网等现代技术，以数据说话，以数据决策，通过整合政府组织，市场企业，民间力量以及公民群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精准地从源头解决问题，大大降低政府治理的成本，以非法集资案为例，2015年5月，金融局在借助打击非法集资检测预警平台的帮助下，通过大数据和计算机技术对数百万企业进行监测预警，从而准确地掌握了非法企业的信息，成功打击了非法集资企业，提高了政府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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